思緒分岔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‧王文華

離開，就像愛

有時候，我想離開。

不是失火時找逃生門式的離開。我的處境沒什麼不好。媽媽年邁卻健康，哥哥一家和樂。我在做幾個有趣的工作，不用管人也不用被管。雖然單身偶爾會孤單，一覺醒來也就過去了。

所以並不是要逃避什麼。事實上，每當我想到離開的代價是一個人長途跋涉，立刻把機票取銷。留在台北，圍繞在熟悉穩定的老友身邊，讓例行公事輕風拂面，不是很好嗎？幹嘛要忍受飛機食物、狹窄座位、脫鞋檢查，和令人失眠的時差？

是不是要出去追尋什麼？

也還好啦。

我並沒有要找特別的人、做特別的事。並沒有印出行程表，用螢光筆畫出明確的時地和目標。不過既然出門了，一路上當然會聯絡朋友。但那是附加的目的。我知道我並不是為了他們而上路，而路上若是錯過他們，似乎也沒有關係。

我的旅程並不是一種「追尋」，雖然這兩個字真是好聽。我從來沒有印地安那瓊斯尋找聖杯的信仰基礎，更別說他出生入死的決心。我可以輕易地被說服去、或不去任何地方。去了後當然要多拍幾張照片，但若相機突然沒電也還OK。我可以坐任何航空公司，但想升等到商務艙。吃飯時多條餐巾，享受空姐叫我「王先生」的特殊待遇。

無聊！我問自己：到底為什麼離開？有錢有閒？沒事找事？活得不耐煩？

都不是。因為出發前一晚我還是會小興奮，告訴朋友我要出國了。當飛機降到雲層之下，第一眼看到城市的輪廓時，我還是會貼著機艙的塑膠牆壁，不由自主地激動著。

　　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所以大喊郁闷的人比比皆是。有时想，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，没有。人生为什么这么痛苦，不知。可是，世间万物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，植物的一生，永远在生长，生长，开了花，结了果，又继续生长。我的电脑周围摆放着三盆花，有一盆垂叶植物，不慎碰断的枝叶插在另一个盆里又旺活了。看到它们，才能更明了什么叫顺其自然。人生总是有悲有喜，悲伤的时候可以放任自己的情绪，但要记住，悲伤只是一时的，我们还有明天。明天如果依然这样，还有明天的明天。不会一直这样，也不能一直这样。有些人沉湎于痛苦中不能自拔，任不好的情绪发展到了极致，终致酿成恶果，误人误己。而我们，还可以选择，清醒还是堕落，理智抑或疯狂。
　　借酒消愁的人很多，有句老话，借酒消愁愁更愁，无所谓，有些人只是因为可以借醉酒的理由来宣泄，说些平时在矜持之下不好说的话。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，清醒之后一切依然如故，空留满身酒气。

　　有朋友说我把什么都藏在心里，其实不然，二十多年的心事都藏着什么样的人也崩溃了，我习惯遗忘，每一个地方都只是路过，过去了就忘记了，偶尔有些记忆的残片供与他人同回想。我只关心现在，和将来，现在是个什么样子，想成为什么样子，然后经意不经意地去修正。不是没心没肺，是因为不再相干的事不再相干的人，记住没有什么意义，有时还会造成烦忧。
　　自己或者身边的人生气也是常有的事，火气一下上来，过些时也就淡了，就事论事，可能还是不会让步，但不能总是记恨别人，否则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。人，要学会爱惜自己。

　　见过的各色人等，有些颇有私心，即便是这样的人也不能免于为别人活着。为自己活，太难了。除非灭绝七情六欲，也不信仰什么，真到了那种地步想必也是行尸走肉。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被别人影响，避免被别人无意的控制。当别人向你诉说不平的时候，可以倾听与安慰，但注意不要把对方的悲观情绪接收过来再传递给其他人。
　　我们可以为了家人努力过得好好的，这是自己选择的，是自己甘心情愿的，是不可免除的责任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不能展露真实的自己。如果真的不想，这种保护色也可以不要，只需要做好了准备接受非议与流言，真的不在乎了，这些又有什么呢？ 

撒旦本来是天使，她拥有一双美丽的翅膀。上帝把她派到人间来，想借着她那美丽的翅膀来把幸福散发在人间每一个角落。可是天使没来过人间，心里难免有点陌生。上帝叫她放心，因为上帝会无时无刻守护着她。

天使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，只是天使出世时家里刚好遇上经济风暴。天使的家人认为她是扫把星，一出世就带衰家里。从小天使就开始被人欺负，然而她没有反抗，因为她知道上帝会保护她。

在十岁那年，天使遇见一个男孩。那男孩是唯一一个肯站出来保护天使的人。天使认为他是上帝派来保护她的使者。男孩很有音乐天赋，他所弹的每个音符都让天使感动。天使慢慢地爱上了男孩。

可是上帝知道后大发雷霆，于是他到人间来见天使。他对天使说，你不可以爱上人类。天使很惊讶，她问上帝，男孩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吗？上帝说，不是，男孩只是个人类。天使又问他，那这些年来上帝怎么保护她的？上帝这时保持沉默，因为他从没关心天使的安危。天使对他很失望，然而上帝说要把她带回天堂去。对于一个失信的人，天使已无法再信任他了。天使坚持留在人间，上帝气得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留在人间的日子再苦，至少有男孩陪着天使。可是在天使生日那天，男孩去世了。在买礼物的回程，男孩被卡车撞到。天使抱着男孩的尸体，留下了她第一颗泪。为了让男孩回生，天使对上帝苦苦哀求。然而上帝并不理会天使的点滴。

住在台北，得用手機。

手機的一百種優點，我不用講了。我要講的，是手機的危險。

我講的不是得腦瘤之類的危險，我講的是手機會把每個人變得很奸、很甜、很膚淺、很遙遠。

先講膚淺。24小時帶著手機，自己就像一隻狗，24小時被手機溜。收訊越強、狗鍊越長。收不到訊號，我們會抱怨主人沒把我們牽好。我們被手機牽著走，它響不響，決定了我們的情緒和方向。甚至它不響時，我們也不願休息，忙著傳簡訊，或漫無目的地看手機中儲存的姓名。有了手機，很少人孤單時在沉思，沒有人再拿筆寫字。手機就像測病人心跳血壓的儀器，我們夜裏不敢關機，白天一但沒有動靜，我們就感到性命危急。

手機也讓人變得陰險。「顯示號碼」的功能讓我們可以過濾電話，可以不顯示自己的號碼。人在彼此心中的份量，清楚地被列入排行榜。電話響起，我們常看著螢幕上的號碼，像考慮要不要讓親人安樂死一樣，猶豫著接不接。不接，待會要不要回電、編什麼謊言？接，要用什麼口氣、需不需要假裝在喘息？打來的人當然也在算計。留言，就要陷入等待的劣勢，搞不好一周後他才用e-mail回覆。不留言，顯得我不夠大方，萬一他真的是在廁所不是就無法及時回話。電話響，還沒接通，雙方已經開始打仗。

被過濾掉固然受傷，被接起來有時更羞辱。我們都有這種經驗：「喂，林小琪，嗨我是王文華。」「嗨，王文華，我待會兒打給你好不好。」(小琪啊小琪，你如果在忙，幹嘛接電話？)更慘的是，有時她接起來了，卻在一個不適合的場合。你柔情萬種，背好了台詞要約她(「喂，林小琪，嗨我是王文華。」)她接起來時放低聲音，顯然在公司的重要會議(「嗨，王文華，怎麼樣，有什麼事？」)或是你千言萬語，終於要跟她表白(「我愛你！」)她在大街上，背後是公車的噪音(「你說什麼？再說一遍！」) 你從不知道，「有什麼事」這四個字，竟是人生最狠毒的拒絕方式。你從不知道，「我愛你」再說一遍，竟要費這麼大的力氣。

不適當的地方講手機，往往會傳達錯誤的訊息，此時就要借助簡訊。簡訊是兩人關係進入更高境界的象徵。寫簡訊時不用主詞、很少署名、英文字簡化到要猜的地步，因為有想像空間而無比甜蜜。但有時你聽到嗶嗶兩聲，興高采烈地跑去看簡訊，結過發現竟然是系統業者的促銷訊息。此時你心中大罵「XXX」，然後決定從遠傳換到台灣大哥大。

手機謀殺了私人的空間，所以培養出許多謊言。由於理論上手機讓我們在任何時候找到任何人，所以找不到時，就需要很多解釋。我們都說過也聽過這些謊言：「喔，我手機沒電了/掉了/沒帶/當時在陽明山收不到訊號。」「你打來時我在開會/洗澡/在街上聽不到/跑來接時你已經掛掉」。此外，我們都幹過這等低級勾當：當不該打來的人打來時，假裝閒話家常，然後告訴身旁的人說剛剛是同事打來借手提音響。我們也偷看過情人的通話紀錄，當被對方撞見時，會說我的手機沒電了借你的手機打一下。

其實我不知道，手機使人更近或更遠。有些人的手機，永遠只能留言。

◎刊載於《Taiper Walker》2002 年 7 月號　專欄「台北，原來如此」

千金難買早知道，世上沒有後悔藥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愛因思忐

我把每一餐，當做生命給我的一個機會。當我打開餐巾、舉起刀叉，我聽見生命對我說：「你可以透過食物和旅行來認識、享受我。用這種方式你賺不到錢，得不到名，但是快樂卻一點一滴地發生。原汁原味，絕對實在。和愛情相比，食物不會可歌可泣，但至少不會騙你。」

跟朋友約吃飯，朋友問：「你想吃什麼？」我常說：「都可以。」

「都可以」、「你說呢」、「隨便啊」、「無所謂」，這些話我都說過。表面上看起來是隨和，實際上是無知。因為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好吃，所以只好配合別人。

今年之前，我對於吃一直沒什麼熱情。我吃過很多好東西，但都是別人帶我去的。吃的當下很享受，但事後要我自己再去找那家餐廳，我可提不起勁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我猜大概是因為今年之前，我是個認真的上班族。對我來說：「吃」是為了「活著」，而「活著」是為了「工作」。

今年起不再上班，我把生活顛倒過來：「工作」，是為了賺錢來「活著」，而「活著」，是為了好好地「吃」。

吃應該是生活的目的，不是手段。

我38歲，體會到這一點已經太晚。38年，四萬一千多餐，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，不超過十碗。

我不是特例

可悲？但我應該不是特例。我猜很多人跟我一樣。一天結束後躺在床上，不記得今天吃了什麼(甚至根本沒時間吃)，卻清楚記得辦公室哪件公事沒有辦完，哪個傢伙講他壞話。這就叫為了工作而活，為了活而吃。吃飯就像汽車加油，例行公事，只看價錢。加油你還會挑 98無鉛，吃飯你只在乎夠不夠鹹。

為了工作而活倒還有某種意義，有些人搞到活著，只是為了不要被公司那個傢伙鬥倒。諷刺的是，那個傢伙，壓根沒把你放在眼裡。

下午看了張耀的書「巴黎的一天」，其中有句話：「巴黎人覺得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咖啡店，一個好麵包房，還有一個市場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」

「家附近要有什麼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？」

我的答案是：路燈、花市、公園、小河、學校、書店、水果攤、豆漿店、電影院、博物館…

家附近，若有情人的家，應該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你的答案是什麼？

我猜很少人會說「公司」。

這個問題逼我們想清楚：倒底什麼讓我們快樂？

上班當然很重要，但在快樂的排行榜，它擠不進前三項。然而生活中大部分的能量，卻被上班所消耗。

在理想的生活，消耗我們能量最多的應該是讓我們最快樂的。可惜大部分人必須賺錢養家，所以無法專業地追求快樂。這是現實，必須接受。

我們可以調整的，是不要讓工作上的不快樂，影響到已經退守到後方的生活樂趣。所以下班了，就好好吃一頓。被老闆罵，氣不要出到女友身上。

30年後，沒有人會記得現在的老闆，卻可能懷念今天吃的麵攤。別讓遠方的公司，攻陷樓下的花市。

HBO最近常提醒我：我已經40了。

兩個月前的早上，HBO在演《七個畢業生》。這部1985年的片子，講的是社會新鮮人的故事。主題曲《聖艾摩之火》，曾經紅遍半邊天。主角羅伯洛、黛咪摩爾、安德魯麥卡錫是當年的青春偶像。

如今，黛咪摩爾45歲了，不再是青春玉女，忙著照顧家裡的小弟弟。而羅伯洛在現在年輕人心中，可能已經變成了我這一代人的勞伯狄尼洛。「聖艾摩之火」指的是水手在暴風雨的夜空中看到的光芒，可以指點航行的方向。40歲的人，已經從水手變成火光。

一個月前在上海的旅館，又看到HBO演「40處男」。主角40歲還沒有失身，最後愛上了有個青春期女兒的媽媽。嗯……這種案例雖然很少，但這種心情卻非常普遍。我們在行為上雖然身經百戰，但心態上都是40處男。

一個禮拜前在紐約，我經過約翰藍儂在西72街的故居。1980年，藍儂在家門口被自己的歌迷槍殺，死時40歲。

我從72街散步到53街，走進「現代藝術博物館」。來這裡，當然要到五樓看梵谷的「今夜星光燦爛」。梵谷結束自己生命那一年，37歲。

回台灣的飛機上，看到CNN訪問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巴拉克‧歐巴馬。他今年45歲，很多人把他跟甘迺迪相比。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那年，只有43歲。

突然間，圍繞在我身旁和心中的，都是40歲的人。

我當然可以厚著臉皮，繼續賴在30歲末期。畢竟回國後去診所看病，藥袋裡的處方單，寫著我的年齡是39歲3個月。健保局是慈善的，算年齡的方法很科學。但我想唬誰？論中國人的虛歲，我已經41。

40歲，是什麼感覺？老實說，跟30歲沒什麼差別。我們會覺得自己老的唯一原因，是身旁的人老了。孩子慢慢長大，父母身體不好。我們這才驚覺：已經40歲。

過年時，參加高中同學會。來了十個同學，卻有三十個人。大部分時間不是同學之間敘舊，而是照顧妻小的需求。「不要跑」、「慢一點」、「這個不許碰」、「那個放下來」。管教聲亂劍齊飛，大家在小孩背後步步相隨。很少機會坐下，一坐下就低頭看時間。好不容易找到空檔，先啃一口白飯，再打聽哪裡有好的幼稚園，好的醫院。

我三十六歲，我單身，朋友幫我介紹女朋友前，總是會問：「你喜歡哪種型的女生？」

碰到這個問題，我總是低下頭、撐著下巴、眼睛看著桌面、陷入深思。幾秒鐘後抬起頭來，很堅定地，說出那石破天驚的答案：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你喜歡哪種型的？」，很多單身的人都被問過。問到女人，大概會說「當然是責任感」、「幽默感最重要」、「對我好就好了」。問到男人，常聽到的答案不外乎是「溫柔，有女人味的」、「善良，賢慧就好」、「聰明、能幹嘍」。偶爾一兩個誠實的敢說：「年輕、漂亮、夠辣的」。我發現男人這些答案，在不同年紀、不同場合、對不同的人，我都說過。當時也相信是在說實話。但是當我真正幸運地碰到了那種類型，交往了一陣後，又發現也許我喜歡的是另一型。

我們怎麼了？

女人當然也會誠實回答這個問題。那些回答金城武的，不知道最後是不是都跟長得像金城武的人在一起？還是換了口味，改哈「魔戒」弓箭手那一型？不過我注意東區的情侶，兩種類型的男人都不多。這不禁讓我想起：女人喜歡的類型，跟她們最後在一起的，是不是也有不同？

我們是怎麼了？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？還是不敢追尋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？是自卑感在作祟，還是笨到看不清異性的優點？為什麼跟女生交往了二十年，我還是紅了櫻桃綠了芭蕉，在pub跟美女聊天的中途，想對統一發票？

我可不可以怪罪學校？高中時讀的是男校，對異性的了解非常膚淺。那時喜歡的女生，是古書中的美女。蘇東坡描述的「水光瀲豔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濃妝淡抹總相宜。」是努力的目標。這首詩是什麼意思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於是自作主張地詮釋，蘇東坡大概是在講女生的氣質。那時不只是我，我們一票同學的理想全都是臉色蒼白、隨時會吐血的女生。我們更一廂情願地對這類的女生做了許多假設：她們會彈鋼琴，將來想念哲學系。在公車上有位子都不坐，出去烤肉一塊肉都不吃。鞋子永遠很白、裙子永遠長過膝蓋。口袋裡有摺好的手帕、家裡有接電話時會問你祖宗八代的爸爸。我曾把情書寄到女校，寄件人寫「內詳」。整封信旁徵博引，味道像醬缸。也只不過在烤肉過程講過兩句話（「嘿，你要不要肉？」，還有「嘿，你要不要湯？」），信末已經可以引用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！對方回信：「謝謝你，我已經有男朋友了。」我厚臉皮：「那你做我乾妹妹好不好？」等到對方完全不理你了，自己還要補上一封信：「還君明珠雙淚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時」。

當時，我追求的不是愛，是詩。我喜歡的不是女人，是蘇軾。

大學唸文學，更讓這種文藝青年式的愛情無止境地燃燒下去。當我那些編高中校刊的同學已經開始同居，夙夜匪懈地研究女性的身體，我還窩在文學院的圖書館，吹掉灰塵研究愛爾蘭詩人葉慈的「女人的心」。「喔，她遮住臉龐的長髮，露水般的眼睛……我的心和她的心一起跳，我的呼吸和她的呼吸有相同的頻率。」學校的同學一半戴眼鏡，我東張西望尋找露水般的眼睛。

大學時也有喜歡的女生，追她的方式是不買國文課本。國文課時，我會故意擠到她旁邊的位子坐下……「可以跟你一起看嗎？」看個頭！整堂課我在猜她的洗髮精，看她細長的手指在課本上作筆記。當老師講到「吳宮花草埋幽徑，晉代衣冠成古丘」這類的句子，我竟莫名其妙地產生非分之想。同學說：「喜歡就去追吧，老跟人家借課本多沒出息。」於是有一回，當她在課本上寫下筆記：「三山在金陵西南的江邊──」我把她的筆搶過來，把我的呼吸調到跟她相同的頻率，然後在課本上歪歪斜斜地寫著：「我可以約你嗎？」她看著我的字，沒有抬頭，一撮髮絲垂在課本上，中分了白鷺洲。她停頓了一會兒，然後寫下：「我們做朋友好不好？」那一刻，我突然讀通了「登金陵鳳凰台」，體會到李白當年被放逐江南瘴癘之地的心情。她放下筆，那堂課沒有再記筆記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嚥回本來要擤出來的鼻涕。後來我買了一本新課本，上課時自己坐在後頭。我注意到她燙了頭髮，用什麼洗髮精我聞不到了。有一天下課五點多，天已經黑了。我看到她機械系的男友撐著傘來接她，這才注意到，她並不是臉色蒼白的氣質美女，也沒有露水般的眼睛。相反的，她活潑、嬌小、心地善良，戴一副大眼鏡。那年我在大學學習，她教了我一生中最值得學的東西。我看著她的背影，她是我喜歡的型。

我在柏克萊念博士的時候，交到了一位美國好朋友，他叫約翰，我當時是單身漢，他已婚﹐太太非常和善﹐常找我到他家吃飯，我有請必到﹐變成他們家經常的座上客。

 
約翰夫婦都是學生﹐當然收入不多﹐可是家裡卻佈置得舒適極了﹐他們會買便宜貨﹐收集了不少的瓷娃娃﹐有吹喇叭的小男孩﹐有打傘的小女孩﹐也有小男孩在摸狗等等的娃娃﹐滿屋子都是這種擺設﹐窗臺上更是放了一大排。我每次到他們家﹐都會把玩這些瓷娃娃。約翰告訴我他們的瓷娃娃都是從舊貨店和舊貨攤買來的﹐有一天﹐我發現一家舊貨店﹐也去買了一個瓷娃娃﹐是一個高高瘦瘦的少女﹐低著頭﹐一臉憂鬱的表情﹐等約翰夫婦再請我去的時候﹐我將他帶去﹐他們大為高興﹐告訴我這是西班牙 Lladro 娃娃﹐這家名牌公司的娃娃個個又高又瘦﹐也都帶著憂鬱的表情。他們一直想要有這麼一個娃娃﹐可是始終沒有看到﹐沒有想到我買了。

我們先後拿到博士以後就各奔前程﹐約翰的研究是有關感測器﹐畢業後不久就自己開了一家公司﹐用感測器作一些防盜器材﹐他很快地大量使用電腦﹐生意也越來越大﹐成為美國最大的保全系統公司的老闆。由於中東問題﹐美國飛機好幾次被恐怖分子所劫持﹐約翰的公司得了大的合約﹐替美國大的機場設計安全系統﹐大概畢業二十年已後﹐他的身價已是快四億美金。  

有一年﹐我決定去找他﹐他欣然答應接待我﹐那時已近耶誕節﹐我先去他的辦公室﹐他親自帶我去看他的系統展覽室﹐我才知道現在的汽車防盜系統幾乎都是他們的產品﹐體積極小﹐孩子帶了﹐父母永遠可以知道他在那裡﹐我也發現美國很多監獄都由他們設計安全系統﹐以防止犯人逃脫。看完展覽以後﹐約翰開車和我一起到他家去。那一天天氣變壞了﹐天空飄雪﹐約翰的家在紐約州的鄉下﹐全是有錢人住的地方﹐當他指給我看他的住家時﹐我簡直以為我自己在看電影﹐如此大的莊園﹐沒有一點圍牆﹐可是誰都看出這是私人土地﹐告示牌也寫得一清二楚﹐有保全系統﹐閒人莫入﹐約翰告訴我他的家有三層紅外線的保護﹐除非開飛機﹐否則決>不可能闖入的﹐如果硬闖的話﹐不僅附近的警衛會知道﹐家裡的挪威納犬也會大舉出動﹐我這才知道約翰的公司會代人訓練這些長像兇猛的狗。   

約翰的太太在門口迎接我﹐我們一見如故﹐他們的家當然是優雅之至﹐一進門﹐迎面而來的就是一個明朝的青花瓷花瓶﹐花瓶裡插滿了長莖的鮮花﹐後來才發現約翰夫婦愛上了明朝的青花瓷﹐滿屋子都是﹐他們的壁紙也一概用淡色的小花為主﹐好像是配這些青花瓷的。我住的客房﹐附設了一個浴室﹐這間浴室的洗澡盆和洗臉盆都是仿製青花瓷﹐約翰告訴我這是他從日本訂作來的﹐他還訂作了一個青花瓷器﹐一按﹐肥皂水就出來了﹐浴室的瓷磚來自伊朗﹐也是青色的﹐聽說伊朗某一皇宮外牆就用這種瓷磚﹐我不敢問他們是否這也是訂作的。   

這座豪宅當然有極為複雜的安全系統﹐我發現﹐入夜以後﹐最好不要四處走動﹐恐怕連到廚房裡拿杯水喝都不可能﹐必須打電話給主人﹐由他解除了系統﹐才可以去。 約翰家裡靜得不得了﹐聽不到任何聲音﹐可是每隔一小時﹐他們的落地鐘就會敲出悅耳的聲音﹐這個鐘聲和倫敦國會大廈的大鵬鐘一模一樣。約翰唯一的女兒在哈佛念書﹐那一天要開車回來﹐到了六點﹐還沒有回來﹐他們夫婦都有點不安﹐原來這個女孩子厭惡有錢人的生活方式﹐開一部老爺車﹐也不肯

  日期: Thu, 19 Dec 2002

今年二月，媽媽回到爸爸的故鄉。「他十幾歲就離家了，沒有機會回去。他一直想回去拜祖墳，我要替他完成這個心願。」媽媽回到安徽省合肥縣的豐樂鎮，在不起眼的王家墓園中祭拜了爸爸的父母和姊妹。在爸爸那一輩中，他是最晚過世的。

清明節，我們去爸爸墓前。媽媽、哥哥、和大嫂佈置鮮花和水果，我和六歲的姪子拔兩旁的雜草。「為什麼要拔草呢？」姪子問。「因為這是爺爺的家啊，就像我們家一樣，如果地上有髒東西，當然要清理乾淨啊！」我們上香、燒紙錢，火滅了之後，媽媽從黑色外套口袋中拿出一個手掌大的紅色小包裹，像包著中藥材。我注意看，上面是潦草的毛筆字跡，我只看出「豐樂鎮」三個字。我不知道那是什麼，只知道是老家來的東西。

家，對我來說是個疏遠的概念。回家的路，總比離家的路漫長。小時候，爸媽把我們送進管教嚴格的私立小學。我們住在民生社區，卻要到景美興隆路去上學。那九年唯一的感覺是：為什麼我家住得這麼遠？每天早上，我坐零東到新生南路的清真寺，再換253到興隆路。有時候起晚了，爸爸得開車送我，再趕去上班，最後總是遲到。有一天起晚，被爸爸說了一頓，我一氣之下大吼：「誰希罕你送啊？」甩了門去坐公車。那天下大雨，零東特別擠，搖晃到清真寺，我快要吐出來。公車停下，一名乘客用手把窗上的霧氣擦掉，我竟看到爸爸的車停在車站旁。他的雨刷快速轉動，兩邊的煞車燈焦急地閃爍。他身子向前倚，撐著方向盤，睜大眼睛注意來往的公車。我猶豫了一下，沒有下車。我從來沒有問爸爸在那裏等了多久。那個早晨，我的家在清真寺，我寧願跟陌生人擠在公車上，不願回家。

上高中後，參加社團，每天七點出門，十一點回家。上大學後，把戶籍遷出台北，為了申請六人一間、又髒又臭的宿舍。自以為長大了，就覺得回家是一件不酷的事。學校拱門長廊，圖書館有浩瀚的典籍。家裏只有蟑螂，和生鏽的熱水器。學校有校園美女，女一舍的門口種著禁果。家裏只有發福的阿姨，和沒有收好的麻將桌。家，就像飯店。唯一不同的是：每天早上離家時，可以拿媽媽留在茶几上的零用錢。

當兵是第一次真正離家，長年在家中得到的縱容和尊重，瞬間消失。以前一回家就關門，現在睡覺時可以聽到一百多種不同的打呼聲。以前是爸媽叫你起床，現在是你站完衛兵去叫排長。第一次，感到家的可貴。很多人也有這樣的體會，所以晚上洗澡時間，藍色公用電話前總是排著長長的隊伍，有些人一講就是半個小時，你氣得想拿刺刀把他分屍。一個禮拜一次，我們收到家書。一個月一次，和家人坐在營區的大樹。我不再是大少爺了，我是空軍的新兵，睡在僵硬的木板床上，失眠到天明。

出國念書的那晚，我和爸媽在機場告別。什麼時候再見面，一點把握都沒有。我在早上到達舊金山，朋友接我到學校。我領了鑰匙，搬進宿舍，坐在自己的房間，打開窗。外面是茂盛的樹和燦爛的加州陽光，我終於到了天堂，但那一刻，一向自信的我開始慌張。有一些東西不見了，我們雖然努力用各種方式去找回它，但其實都在隔靴搔癢。在國外，台灣學生遵循著農曆，想盡各種方式聯誼。春節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，我們租下校內的活動中心，舉辦舞會和卡拉OK。擠在同學家裏，麻將打到精疲力盡。我們包粽子，形狀和餡都推陳出新。開國事論壇，有人故意要講台語。因為寂寞，愛情也變得容易。離家的我們睡不安穩，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別人的體溫。

第一封家書，在我開學後一個禮拜寄到。爸爸在信中叮囑我「出門在外的十一大注意事項」：「一、開車上路前，先檢查汽油與水箱水量是否足夠……四、休息與睡眠要充足，熬夜對身體不好……」我是史丹佛的MBA，爸爸擔心我的車忘了加水。我的GMAT考得比誰都高，但爸爸擔心我不懂得身體健康的重要。

半年後，媽媽來看我。「你早餐都吃什麼？」她問。「我會煎蛋餅！」我從冰箱冷凍庫中拿出超級市場買來的蔥油餅，丟到平底鍋中，上面打一個蛋。她搖搖頭：「你至少要學會做紅燒牛肉，這樣可以吃牛肉麵！」臨走前，她煮了一大鍋，夠我、以及我在美國所有認識的人，吃一個禮拜。她把做法一條一條地寫在紙上：「一、牛肉切成塊狀。二、把薑打碎。三、蔥切成長段。四、胡蘿蔔切成塊狀(要削皮！)……」洋洋灑灑，也寫了十一條。兒子自己住半年了，媽媽掛念的還是：他會不會不知道胡蘿蔔要削皮啊！後來我當然從來沒去做紅燒牛肉，但當我感受到課業壓力時，我總是在心中默念：「要削皮！要削皮！」那三個字成了我的大悲咒，念著念著，我平靜下來。

對留學生來說，回台灣表示你沒有辦法。沒有人畢業後要立刻回去，大家都想拿綠卡。為了留下來，我們願意低頭，去華人的公司做大才小用的工作。為了打進美國人的生活，有些留學生甚至刻意不和台灣人交往，甚至以此為榮。但我們雖然一心一意想移民，孤單時哼的還是「聽海哭的聲音嘆息著誰又被傷了心卻還不清醒」。朋友來美國玩，最渴望他帶來台灣最新的CD。我們開老遠的車去買「世界日報」，只是想知道台灣兩三天前的消息。住在校外的同學接cable，看得到台灣的電視新聞。看到立法院打架吐口水，我們竟歡呼起來。美國幸福地讓人覺得虛幻，但你永遠只能旁觀。台灣又髒又亂，但至少還有東森主播王佳婉。

出國後，搬家成了常態。到了最後，不常用到的東西乾脆放在箱子裏不拿出來。我畢業後開始工作，沒在一個地方待超過一年。九四年，紐約。九五年，東京。九六年，佛羅里達。在東京，公司在繁華的六本木幫我安排一間公寓。搬進去的那晚，坐在客廳裏看到遠方大樓頂端的霓虹燈，聽著電視主持人興奮的日文，我的胸口很悶。在佛羅里韃，公司在墨西哥灣的海灘幫我找到豪宅。我在四個房間之間走來走去，不知道該睡哪裡。回到紐約，周末下午在大樓的地下室，注視著烘乾機裏滾動的衣服。烘完後，我拿出衣服，發現內衣還是台灣帶來的。我離家好遠，整整差了十二個小時。但令我激動的，竟然只是內衣上的標誌。

離家七年後我回到台灣，一切如常，彷彿我從未遠離。家，還是像從前一樣，有時給你溫暖，有時令你抓狂。家人，沒有太大的改變，有時無話不講，有時要小心輕放。媽媽有時會來我住的地方，幫我燒開水。對於長大的兒子，這是她少數還能做的事。媽媽燒水時，習慣把水壺裏剩的一點點水倒在一個杯子裏，再把壺裝滿生水去燒。我不解地問：「為什麼要把剩下的水到在杯子裏？」她說：「因為燒開的水很燙，幾小時之後才能喝。那幾個小時你可以先喝前一壺的冷水。」那時我終於了解：家，不是在一個特定的地址。任何地方，當家人對你表現出細心、體貼、沒必要的擔心，和無心的貶抑時，那就是家。它可以在清真寺，可以在民生社區。可以在台灣，可以在美國。可以在冷水和蛋餅之間，也可以在那碗你永遠沒有做的牛肉麵。

我常去哥哥家，看著他陪六歲的侄子玩。他上了一天班，玩著撲克牌時，竟累得手拿著牌睡著。這幅景象令我想起爸爸跟我玩的模樣。我出生時爸爸已經四十歲，我小時候跟他玩，他也會睡著。曾幾何時，昨日還在大學演話劇的哥哥，現在看起來竟和我們的爸爸一樣。

哥哥累了，就由我來接手。我跟著侄子在家裏跑來跑去，邊跑邊撿他丟下的東西。他站在沙發上亂跳，我用斥責的口氣叫他下來：「你這樣摔下來不得了！」話一出口，我猛然意識到：我說的這麼順，因為這正是爸爸曾經罵我的話！事隔三十年，一字不差。

我爸爸過世後，我常常會夢到他，特別是我最累的時候。星期五半夜兩、三點睡，原本以為可以一覺睡到星期六中午，沒想到卻在早上六點多醒來。我夢到爸爸開車接我放學回家，車開到一半，他突然轉過頭來對我說：「對不起，兒子，你必須在這裡下車，自己回家，因為我臨時要去另一個地方。」轉過頭來的爸爸年輕、健康，一點都不像他過世前的模樣。我再仔細一看，轉過頭來的爸爸，看起來竟和現在的我一模一樣。

爸爸去了另一個地方，我沒有車坐了，但仍奇蹟似地找到了家。在那個家中，每一個人，都和爸爸一樣。

◎刊載於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 2003 / 11 / 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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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時忙忙碌碌的
也就沒有太多的情緒

我的金魚「飛寶」死了。我養了她兩個禮拜，以比自己都規律的飲食習慣餵她，但她仍然死了。我隔著魚缸的玻璃看著浮在含混水面上的她，感到一陣藍色的憂鬱。

我和飛寶的相遇要追溯到兩週之前。當時我即將離職，一位同事請我吃晚飯。我到餐廳時她已經坐定了，地上擺著大包小包。「你去shopping 啊？」我問。她點點頭，「我最近搬家，在佈置我的新房子。」

吃完飯我們一起走到忠孝東路四段大街上，等她男友來接她。她手上抱著一個大購物袋，我說，「我幫你拿吧。」她堅持不要，還催我先走，免得待會兒她男友看到我會吃醋。當時我想：唉，真是好心沒好報！

第二天我才知道：大購物袋裡裝的，就是飛寶。她為了怕我發現，只好把我趕走。為什麼要送我金魚呢？因為我最喜歡的電影是「征服情海」，片中湯姆克魯斯寫了一篇建議公司改革的萬言書，立刻被開除。離職時，他唯一帶走的紀念品，就是金魚飛寶。寂寞時，他總是蹲在魚缸前對飛寶說，「我寫的不是備忘錄，是使命宣言！」

我們都上班，每天在經歷辦公室裡複雜的人際關係。不管再怎麼會做事做人，公司總有人不喜歡我們。上班一輩子，如果能認識幾個談得來的同事，彼此有一些甜蜜的片刻，那麼所有勾心鬥角的痛苦，就統統值得。

我有一些這樣的片刻。在我離職那天，感受得特別清楚。

離職那天，同事送我禮物。和飛寶同一系列的，是「征服情海」的海報。只不過海報中湯姆克魯斯側臉微笑的照片被換成我的。我的照片是同事從幾年前某個公司活動照片中找出來的，用它取代湯姆克魯斯，當然讓海報大打折扣。但在我心中，這是永遠賣座的一種情誼。

配合海報，是一張卡片，裡面只有簡單的幾個字：「要快樂！」後面用括號註明：「這不是備忘錄，是使命宣言！」

禮物，濃縮了我們對朋友的記憶。禮物會感人，因為送禮者為你量身打造了一組記憶。離職時，有同事送我風鈴和掛鉤，因為是我新書裏的情節。有同事送我辣妹的內衣，因為是我現實中的幻想。有同事送我文鎮，因為我每天寫稿子。有同事送我青蛙，因為我總是蓄勢待發。有同事送我粉紅色的Polo衫，因為我曾經說男人不應該穿粉紅色。有同事送我籃球裝，因為我每次打球都輸給他。有同事送我扇子，因為他知道我臉上是這麼容易流汗。而有同事送我吸油面紙，因為他知道我臉上其實是在出油。或好或壞，我們記得了定義彼此的一種顏色、聲音或物品。我會遺忘掉共事時的業績數字，但不會忘記哪些從會議桌下悄悄傳給我的吸油面紙。

因為我們在電影公司工作，臨別的禮物當然少不了一個錄影帶。錄影帶中，每個同事都講話了。其中一位同事還唱了一首歌，叫「奇怪的三角戀愛」（Bizarre Love Triangle）。這本來是一九八七年一個名叫「New Order」的英國樂團唱的舞曲。一九九四年被澳洲樂團Frente重新詮釋成慢板情歌。她唱這首歌的原因，是六月時的某一晚，我們正面臨大片上演前的壓力，我和她在公司加班到十二點。我在隨身聽上聽到這首歌，不自覺地跟著旋律吹起口哨。她坐在外面靜靜聽著，悶不吭聲繼續打字。在錄影帶中她說：「那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，但因為你是老闆，當時又晚了，所以我沒有說，只是靜靜地聽你吹口哨。但現在你要走了，我要告訴你我多麼喜歡這首歌……」說著說著，她拿起寫著歌詞的白紙，開始輕唱起來：

　每一次我想起你